Zhiming Chen

哈珀访华一行受到了多方的高度关注，一言一行，举手投足，皆是万众瞩目，议论纷纭。加国大众，特别是加国媒体最关心的莫过于哈珀此行所带来的成果。政府发言人在哈珀出发前对此却语焉不详：这边厢才说不要对此次访问给予太高的期望，那边厢又说哈珀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因此上，加国民众和媒体都聚焦北京，好奇和关心哈珀究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正当大家都期待各种合约都在犹抱琵琶半遮面后显示庐山真面目时，北京传来的消息当真是又喜又惊。喜者，中国和加拿大签订了四个双边合作文件，其中包括加拿大期盼已久的旅游目的地(ADS)协议；惊者，中国总理温家宝竟然当着全世界的面教训和数落哈珀，大出意料之外。于是乎加拿大一众媒体对此议论纷纷，什么协议与合作的消息似乎反倒成了陪衬和花边新闻了。温家宝总理究竟说了什么，以致于让加拿大媒体这么沉不住气？ 温家宝对哈珀说的原话是：“这是你首次中国之行，也是近五年来中加两国总理的第一次会晤。五年的时间，对于中加关系来讲确实太长了。因此有的媒体讲，这是一次来迟的访问。” 就是这一句话，被加国媒体认为是对哈珀扇了一耳光。甚至有分析家认为这是中国对哈珀准备已久的羞辱，以报复哈珀强硬的对华立场。其实，温总理只不过是说了一句大实话，是中国领导人长久以来对哈珀对华政策的不满的自然流露。反之，如果他说中加关系一帆风顺，风光明媚，乐也融融，话虽中听，却是弥天大谎，自欺欺人。再者，试想一下，如果是中国领导人访加而加国领导人对中方说一模一样的话，中国的民众和媒体会作何解读？虽然也会有不同的声音，但很多人会认为那时加拿大殷切地期望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信息。那么加国媒体为什么作出这么不同的解读呢？原因林林总总，因人而异，但总结起来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首先，根据国际惯例，在元首会晤这样的外交场合公开对对方表示不满的做法非常罕见，因为所有的矛盾冲突要不在会晤前的磋商中已经解决，要不就留待会晤以后继续进行谈判，极少在会晤当中当着全世界的面来进行宣示。尤其是在中国，在儒家文化信条，“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熏陶下，批评到访的客人是极为少见的事。加方对中国技术官僚领导的印象一向大都是刻板和照板宣科，象温家宝总理这样实话实说，直来直去的风格与他们的预期大相径庭。所以，友邦“惊诧”之余，各种解读猜度，毁誉褒贬，甚嚣尘上。 其次，加国媒体一直以来都习惯了对中国的各种问题指手画脚，横加指责，却极少见中国反过来批评加拿大的情形。当中国领导人如此高调地宣示中国的不满情绪时，本身就是“鲜闻”；当这种评论被当成是体现一个强大中国信心的新姿态时，那就更是“新闻”了。如此一来，花絮就变成了要闻，“喜”讯也要让位于“惊”呼了。 再次，温总理讲话所引起的过度关注和非议，这本身就反映了哈珀这次访华的成果乏善可陈。虽然双方也签订一些合作文件，但是几乎都在意料之中。何况本来元首会晤时签订合作协议是极其稀松平常的事情，如果协议本身并不是有重大突破的话，寥寥数字便切文达意，无复可言者。虽然此次双方签订了众人翘首以待多时的旅游目的地(ADS)协议，然而此协议本来在2005年哈珀上台之前的自由党政府就拟定草签，只不过是因为哈珀的强硬对华政策导致其难产而已。有很多连巴掌大的国家都已经和中国签订了该协议，以致于加拿大要把中国告到世界贸易组织上去。这次签订了该协议，虽然加拿大旅游界大加庆贺，但早已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如果在美国之前签订的话，加拿大会吸引大量渴望到北美旅游却又不能到美国去的中国游客。但现在美国早就成为中国的旅游目的地，成为中国游客在北美的首选，而加拿大只不过是游览美国后的一个后续选择(after thought)，这样一来，该协议的效果和原来可以达到的程度相比便大大折扣，骤然逊色。而且，对于这一协议的签订，大家也是已经猜到十不离九，而且作为饭后谈资也已有四五年的光景，即使签订了也早已是难以引起激情的“旧闻”了，就象一壶沏了四五年的茶，索然无味矣。这当头，忽然温家宝总理识时识务地提供了新的谈资，给记者们送了根救命的稻草，大家终于又可以再掰一回。记者，电视，电台，报纸，专家，学者，如此等等，温总理这一句话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就连我这博客也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滥竽充数一回了。一言之力，竟至如此！ 最后，本来加拿大很多人就对哈珀的对华政策颇有微词，特别是反对党更是抓住哈珀的这条辫子不放，大力抨击，却又有纯粹出于政争而动机不纯之嫌，效果不彰。这回终于找到了证据，真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知音隔海犹比邻。于是中国的评论便进口内销，成为了反对党的洋枪，明枪暗箭，漫天齐发。 当然，“惊诧”之余，“喜悦”犹存。虽说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但加拿大成为中国旅游目的地国家后仍然会带来颇为丰厚的经济效益。有些估计甚至达每年一亿多加元。但是，最大的成果应该是再次把两国关系恢复到正轨上，故人言“破冰”之旅。正如温总理所说，五年太久，只争朝夕。纵然迟来，然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故吾言“补牢”之旅。冰虽破，牢虽补，但要恢复到2005年时的“中加战略伙伴关系”，道路依然漫漫而修远，双方仍需上下而求索。

刚刚结束的奥巴马访华活动受到万众瞩目，人们的期待和评价各不相同，众说纷纭。那么，奥巴马这次访华究竟取得了什么成果？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次此奥巴马访华时的姿态和身段都比过去的美国总统要柔软，并不那么盛气凌人和咄咄逼人，总是一副高高在上教训人的样子。这跟奥巴马本人的亲民形象以及他上台以来强调通过对话与合作来解决问题的政策方针是一致的，并不只是对中国有所区别对待。在到中国之前的访日期间，奥巴马与日本天皇见面握手时对其鞠躬敬礼的行动甚至在美国引起保守主义者的强烈批评。当然，奥巴马的和缓姿态，对于增加中美两国之间的情感是有所帮助的，也使得双方的会谈得以更加顺利地进行。 奥巴马这次访华的主要目标有两重：战略互信和具体问题的解决。在具体问题的解决方面，双方并没有重大突破。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分歧依旧存在，经济，贸易和货币上也基本上是各说各话，说的好听是求同存异，说的难听是各怀心事。事实上，期待一次访问就能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太现实的，所以即使双方没有在技术层面上有重大突破，也不能说访问是失败的。如果访问有什么成果的话，主要是在培养战略互信方面。 冷战后，中国的崛起使其成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唯一一个能够强力挑战美国全球地位的国家，而专家学者和战略家频频预测中国会在不久的将来在经济总量上赶超美国。历史上当德国两度赶超当时的霸主英国时，德国的挑战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现在很多人，特别是美国人不免会担心中国赶超美国时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屡屡提出中美必有一战的原因。当然，大家也都知道，两强相争很可能会导致两败俱伤的后果，美国当然也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形的出现。因为，到头来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但问题是如何避免两次世界大战历史在中美之间重演？关键的是双方要有战略互信，让双方都能消除猜忌，准确评估对方的意图，心平气和地解决双方的分歧。 奥巴马这次访华，想要给中国带来一个保证，也想从中国带回一个保证。对于中国来说，美国的市场以及它在国际政治军事上的影响力都决定中国的发展与之息息相关，所以希望美国能明确地保证不会对中国进行围堵来阻挠中国的崛起。在这一点上，美国在一系列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对中方的这一需求加以确认，并不断通过各种渠道来向中方传达美国的善意。奥巴马的这次访华就是这些行动的延续和发展，试图在战略上与中国建立一个更深层次的互信，为以后两国的互动铺平道路。对于美国来说，接受中国崛起的战略保证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中国要和平地融入现存的世界秩序当中，而不是对其进行挑战和修改甚至推翻。自从克林顿政府以来的对华接触战略就是这一思路的体现。所以说，奥巴马是想通过给于中国一个接受其崛起的保证，来换回其一个和平融入世界的保证。 中国随着其势力的增强，在国际上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当然也不甘心于单纯的接受现存的国际秩序。奥巴马之前的美国政府提出了要中国当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的说法。这一说法比小布什政府刚刚开始时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的说法有很大的提高和改善，也大大促进了中美之间的关系。但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毕竟还只是“利益攸关者”而不是主宰者。而且，“负责任”的潜台词是中国要接受现存的或将来的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否则便是“不负责任”了。如果这就是所谓的“和平融入国际社会”的话，那么中国的行动自由就会大打折扣，其利益也不会得到充分保障。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它要求美国不但有一个心态的转换，也要求自己有一个角色的转换。换句话说，美国要调整心态，把中美关系从“零和”竞争转变为“互利双赢”；而中国要求从“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转变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之一，这样才能够保证中国的和平崛起。 毋庸畏言，战略互信的培养和心态角色的转换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事，而且万事开头难。但是涓涓之水，汇流成河，信任是由一次又一次的接触和交流开始的。虽然奥巴马这次访问并不会使得中美之间马上变成朋友，但在两国战略互信上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以后两国的友好互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柏林墙倒塌所带来的德国重新统一，基本上是采取东德并入了西德的模式。虽然东德是原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是与西德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为此，为此统一后的德国政府对原东德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投入，以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仅在2006年到2008年期间，投入就达到了600亿美元之巨。我1999年在柏林的时候就住在勃兰登堡门旁边的前东德国宾馆，众多的建设项目使东柏林象是一个大工地。这些重建措施让德累斯顿和莱比锡等东部大城市得到了新生，但是这些城市以外的地区却经历了普遍的衰退。东部的人均经济活动水平今天仍只有西部的70％左右。主要的问题在于东部年轻和受教育的人口大规模向西部流动。柏林墙倒塌以来，大约一百七十万人向西部迁徙，占东部总人口的12％左右。而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有些城镇二十年来已经失去其人口的40％多。移民主要是要寻找更多和更好的工作和教育机会。东德的失业率仍然是西德的两倍，在一些地区，20到30岁的女性人数剧减30％多。所以，东西德之间有很多地方还是统而不一。要真正达到东西部平行均衡地发展，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柏林墙是冷战的象征，冷战是二战的延续，而二战又是一战的延伸。所以，柏林墙的倒塌，象征着二十世纪的人类大规模冲突的正式结束，促进了苏联东欧阵营的瓦解。柏林墙倒塌以后的二十年间，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有两大变化：美国的一极霸权和欧盟的崛起。本来北约在欧洲的目标是要把俄国人拒之门外，让美国人有立足之地，使德国人无翻身之日 (Keep the Russians out, keep the Americans in, and keep the Germans down)。冷战的结束让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仍然保留着北约这个冷战时期的同盟组织，目的是美国要继续在欧洲把俄国人拒之门外，而且要北约东扩，把俄国的势力范围压缩到最低限度。但是有一点已经不太现实，就是压制德国。德国的统一不但使自身变得更加强大，而且大大促进了欧洲统合的进程。欧盟经过了从欧洲煤钢联盟和欧洲共同体，发展到今天的联盟，不但有统一的货币欧元，相根条约国还废除了彼此之间的边境管制，而且各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统合越来越密切。在德国统一以后，德法两国的领导作用更加大大的加强，努力推动欧盟的政治军事一体化，以图建立可以与美国和中国抗衡的世界一极。所以说，德国的统一让欧洲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有力推动世界朝多极化的方向发展。 德国的和平统一让人们，特别是中国和韩国等国家的人民深受鼓舞，希望他们分裂的国家也能够同样的和平统一，因为这些国家的分裂，也和冷战的进行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中国和韩国的情况不一样。韩国和朝鲜的关系更加象东西德的关系，是大国强力划分的结果，但中国却更多的是因为内战的结果。从后来的发展来看，韩朝关系也更象东西德，因为是加入西方阵营的一边比加入东方阵营的一边要发达和强大。然而，台湾的发展水平到前不久还是要比大陆靠前的多，虽然现在大陆的总体势力要比台湾强大的多。从德国统一以来的经验来看，当初柏林墙倒塌时所带来的兴奋和激动逐渐让位于现实冷静的考虑。德国统一的巨大代价让很多韩国人在渴望统一的同时也慎重地考虑时机和进程速度的问题，不愿意因为统一而牺牲经济增长的速度。所以韩国现在采取的是一条比较务实的政策，并不一定期望象德国一样迅速统一。至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德国统一的例子没有多大的相似性或现实可行性，但偶尔有人举德国统一以前相互承认的例子作为榜样，认为大陆和台湾也许可以通过相互承认对方的存在从而达到和解和终极统一的目标。这在台湾独立意识日渐加强和大陆实力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是北京不可能接受的选择。中国的统一看来还得要以中国人的智慧去寻找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加拿大政府于10月28日宣布，哈珀将于今年12月2至6日访华。这是哈珀于2006年上台以来在中加关系经历重重波折以后的“破冰之旅”。自从哈珀于2008年连任时承诺访华以来，总有一种“但闻楼梯响，不见玉人来”的感觉：访华时间表几度难产，外交顾问与行政领袖公开的意见分歧，表达访华意愿后却不能确认是否被邀请，等等不一而足。这次终于成行，人们自然会关注此行的时机与意义。 那么哈珀为什么要在这时候访华呢？其实为了这次哈珀访华，加中双方已经进行了长时间周密的准备。一方面，加拿大为此已经派出18个部长级代表团访华，其中包括贸易部长戴国卫(Stockwell Day) 和外交部长坎农(Laurence Cannon)。另一方面，中国也曾派一些退休的大使来加与各界沟通和听取改善中加关系的方法和途径，还有一些高层的访问，如6月23日哈珀在渥太华会见了中国外长杨洁篪。所以说，哈珀在今年底访华是在这些准备工作后水到渠成之举。而且不让这让众人翘首以待多时的访问再拖到下一年，对于平息反对派的指责也有所帮助，所以赶早不赶晚。 另外，从国内政治环境来看，哈珀的少数派政府已经再次闯过反对党企图发动大选的难关，哈珀的支持率略有微升。反观自由党却溃不成军，而新民主党也力图避免大选的来临。在去除这些后顾之忧以后，哈珀才可以抽出身来处理国际关系事务。与此同时，哈珀在12月访华还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作用，因为这意味着哈珀会缺席国会在2009年剩下的21天会期当中的大部分日期，借此避开下议院的质询(Question Period)。这样一来，反对党的攻击便会大打折扣。 再者，哈珀明年将成为八国集团(G8)的轮值主席，而八国集团峰会和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将于明年七月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Huntsville召开。哈珀需要在此之前修复与中国的关系，来向诸国显示加拿大的重要国际角色。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一枝独秀，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如果哈珀作为这两个峰会的东道主，却跟中国的领导人连话都说不上的话，那么他这领导的地位便有名无实，空洞无物了。上述内因和外因让哈珀访华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那么这次访华会有什么意义呢？ 加拿大对华关系其实一直是比其他大多数西方国家要好的：早年对华售粮，以及顶住压力，早在美国之前就改善对华关系。所以中加双方一直得益这一友好的关系。但是这一传统被哈珀的保守政府颠覆了，结果给加拿大带来相当大的经济损失。但是对中国人权施压的目的也没有达到。加拿大的一位前外交部长甚至在报纸上撰文说：加拿大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中等国家，想要对中国强加压力简直是不自量力。如是一来，哈珀的对华政策不但没有达到它的目标，而且对加拿大的经济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例如迟迟没有得到中国批准为旅游目的地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成为加拿大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国，而且在加拿大的主要经济贸易伙伴美国陷入经济危机的今天，中国对加拿大的重要性便越来越不可忽视。 很多人关心这次访问是否会改变目前两国“政冷经热”的状况。加拿大政府所发的新闻公报表示，加拿大“致力于密切同中国的关系，这是我们（两国）相互尊重和务实合作的需要”。公报中还说，加中两国“伙伴关系在不断加强”，在贸易、投资、环境和地区安全等问题上拥有“重要的共同利益”。这些本来就不是造成加中两国关系冷却的原因，因为冲突是由于哈珀政府在人权和西藏等问题上对中国的批评。由此看来，曾经高调宣布“不会因强大的金元而在人权问题上让步”的哈珀政府选择了求同存异的政策，而这一“同”就是经济和贸易利益的重叠。当然，在“务实合作”的同时，加拿大也明确表示“（两国）相互尊重”的必要性。这可以解读为满足中国的要求，在人权和西藏等问题上不再采取公开高调对抗的做法。虽然这次访问应该可以“解冻”两国关系，但是这并不表明，两国的政治关系就会“热”起来，在短期内最多也就能起到让两国关系“回暖”的作用。 所以，哈珀的这次访华之旅首要任务是加强政治关系，在两国之间重新建立互信。这一点甚至体现在哈珀旅程的安排上。哈珀于11月14日到新加坡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然后于16到18日顺道访问印度。他本来可以在印度以后或以前顺道访问中国的，但是这样一来，就不能凸现加方的诚意和对次此访问的重视。所以，哈珀在访问印度以后先返回加拿大，然后在两个星期之后再专门出访中国，以表示“尊重”中国之意。这充分表明了加方改善对华关系的诚意，也预示着两国关系将朝着积极的方向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陈水扁为停止羁押而使出浑身解数，但是在本月16日注定又一次大失所望，因为针对陈所提出的释宪要求，台大法官会议裁定，台北地院将陈之四大贪污案移给之前单独审理国务机要费案的法官合併审理的做法并没有违宪。虽然此案将进入二审，而对其最终结果仍无论断，但是在此案过程中陈水扁的所作所为以及其原属的民进党的政治对应都将带来深远的政治后果。 本来，搞街头群众运动出身的民进党以操纵台湾族群矛盾和挑动两岸冲突擅场，在其执政期间，从抹红国民党到去中国化再到以公投绑大选等所作所为，皆是建立在同一个前提下：即本土的民进党比国民党这个外来的政党更加能够代表和维护台湾人民的利益。正是在这个大前提下，民进党企图以民意为由朝着独立建国的方向“大跃进”。护照加注台湾以及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都是这一逻辑的延伸。而且这一逻辑成为了戴在国民党头上的紧箍咒，使得国民党对民进党的很多政治操作不得不亦步亦趋，在民进党提出“公投入联”后只得提出“公投返联”。但两党的主张还是有交集的，那就是台湾的独立主权，即使双方有时对这一主权实体的认知并不完全一样。毋庸畏言，民进党政权的合法性(legitimacy)也是建立在维护台湾主权这一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国民两党之争实为一场谁是台湾主权最有力的维护者之争。 如前所述，民进党对其自身合法性的陈述很大一部分基于其宣称的本土性质。这一论述在民进党执政期间登峰造极，以至于谁质疑民进党当局政策的正确性便被当作是质疑民进党的正当性，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就给质疑之人贴上“中共同路人”的标签，其荒唐程度几乎与大陆的文革期间的做法遑不相让。时过境迁，陈水扁及其家属因为贪得无厌而锒铛入狱，民进党当初的廉洁牌坊也轰然而倒，硕果仅存的也就是本土化这一根基了。由于陈水扁“台湾之子”的本土身份象征，以及其在台独势力当中的影响力，民进党基于生存需要而务必保存其最后的合法性基础，不能也不敢与陈水扁进行切割。虽然害怕被其贪腐形象而拖累，但是切割以后却更是一无所有了。因此便不断地藉着保护陈水扁人权的理由，不时地对其进行不痛不痒，底气不足的声援。归根结底，还是陈水扁仍然有利用的价值。 可是民进党这种三心二意的声援在陈水扁看来只不过是一种敷衍了事的姿态，深感被民进党抛弃，在对民进党各大派领袖进行鞭挞一番后，不得不采取所有措施，使出浑身解数，以脱牢狱之灾。于是乎便有了天方夜谭般的状告美国总统和美国国防部长的闹剧，声称其执政期间实为美国代理台湾，台湾主权实在美国。这一言论在台湾顿然掀起轩然大波。这一来，就连民进党也不敢照单全收，因为如果民进党也和陈水扁一样认为台湾的主权是“将来式”的话，那么国民党的“台湾主权现在式”就更有吸引力，同时也会让人们认为，民进党执政八年期间所主张的台湾主权其实是在自欺欺人，那么其仅存的合法性也就会荡然无存了。 那么陈水扁是否真的途穷智短，被牢狱之灾逼疯了呢？远非如此，此举乃一箭双雕之计。当然，在算定不能靠民进党的支援来免除牢狱之后，陈水扁想利用其他途径来摆脱困境的想法肯定是有的，但这并不是其动机的全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因为在执政八年以后，陈水扁了解到通过维持中华民国的主权主张并不能真正达到其独立建国的政治目标，因为正如其所说的，“在他担任中华民国总统8年期间参与运作时，常常感觉有“神秘力量”在后面同时运作”。也就是说，很多事情他感到处处掣肘，承受来自中华民国历史传承的限制，来自北京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压力，尤其是来自华盛顿对台北的束缚。这样一来，只要不能摆脱华盛顿的束缚，台独建国的希望就只能是水中花，镜中月，可望而不可即。正因如此，“台湾主权在美国”的主张不但打破了中国民国的历史藩篱，而且可以使台湾问题重新正式变成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由北京和华盛顿来进行直接交涉，这样就迫使华盛顿作出重大的战略选择，而放弃迄今为止的“模糊战略”。当然，这一策略的前提是美国不会坐看北京囊收渔人之利，必定会明确承诺保护台湾。试想一下，送到口的肥肉，又岂容他人抢夺？其次，陈水扁借此也可以狠狠地刮民进党的一巴掌，以报该党忘恩负义之仇。如果连陈水扁都说台湾主权在美国，那么民进党又怎么能够继续宣称台湾在其执政期间是主权独立的呢？可见欺人已甚之至矣。怪不得民进党要员纷纷与该立场撇清关系，说民进党与陈水扁的认知有所不同。否则，一旦连本土主权这一最后的合法性都丧失了的话，那么，民进党的末日也就为期不远了。 只是在诉讼于美国被连续驳回以后，如今又被裁定继续羁押，陈水扁接下来的动作和表现，就可以让人判断他是否也会走到真正的途穷智短的地步了。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清早起来打开电脑，头条新闻赫然写着：美国总统奥巴马获颁200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心想若不是个天大的笑话，便是新闻记者把“伊格诺贝尔奖”(Ig Nobel Prize) 与诺贝尔奖给混淆了。再多看几家报纸，却证明我错了：白纸黑字，言之凿凿。在感叹“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的同时，脑中来回旋转着西班牙导演彼得罗．阿摩尔多瓦 (Pedro Almodóvar) 的一部影片的名字：¿Qué he hecho yo para merecer esto ! （我究竟做了什么而应受这些[罪过] ?!）奥巴马究竟何德何能而荣膺诺贝尔和平奖？ 无可否认，奥巴马的人气在美国之外依然高涨，特别是在欧洲：德国92％，荷兰90％。然而，诺贝尔和平奖不是，而且不应该是人气比赛，那应该留给流行音乐和娱乐体育等无关大雅的活动。和平奖，顾名思义，应该授予那些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持之以恒的努力而且该努力为世界或地区和平带来重大促进作用的人士。和平奖委员会给奥巴马颁奖的理由是其“为加强国际外交和世界人民合作所作出的非凡努力”以及他“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让人们期待更美好的未来”（“Extraordinary efforts to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peoples” ” [C]aptured the world’s attention and given its people hope for a ...

中国在组织大型庆祝活动方面的能力是一直举世公认的。远的不说，去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特别是精彩纷呈的开幕式，再次让世人领略和感佩中国人的组织才能和文化艺术创意。在这一基础上，人们对今年共和国六十周年庆典的自然抱有非常高的期望。不出所料，阅兵式和游行队伍气势恢弘，整齐划一，色彩鲜艳，呼声震天，震撼视觉，振奋人心。海内外的华人都为祖国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和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而倍感自豪，欢呼雀跃。所以在看到有些外国传媒对国庆庆祝的报道不够正面时，自然而然就会觉得他们是在歪曲和妖魔化中国，少不得愤愤不平，大力鞭挞一番。 至于西方媒体的这种现象，这其中当然可能有因对中国不了解而产生恐惧，或者因嫉妒而进行诽谤的因素，但大多数是因为文化不同而产生不一样的视角，从不同视角观察而得出不同的结论的缘故。还记得一次纽约时报把中国军人的庄严整齐的正步描述成“呆板”和“别扭”。同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就会有不同的观感。综观此次对国庆庆祝的评论，一个突出的批评就是民众参与的阙如。当然庆祝晚会上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演员，但人们关注的是民众自发性的庆祝。在世界上很多地区和国家，国家性的庆典活动在很多中国人眼中是庄重不足，散漫有余。但是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来说，一般民众发自内心的表达远比严格维持秩序，一切按部就班进行要来得重要。 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就天生没有自发，自由和自豪的禀赋，但相对于他国强调个性的张扬，中国的很多庆典活动都注重于共性的表达。对于外界来说，问题就在于过于强调共性会压抑甚至扼杀个性。中国改革开放以前人人都穿蓝色衣服的情形让他们至今仍然铭记于心。这些经过严格组织排练，丝毫不允许自由发挥的游行方队，对于他们来说不但不可思议，而且与他们所信所行格格不入。据说国庆大典主持人康辉连念掉定稿中的一个“了”字或“的”字都不行。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主持任务的繁重正好说明了主持人的非凡能力。但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这即使不是不近人情，也是有点舍本逐末了。同样的，他们对于一般民众只能通过电视直播来分享国庆游行的盛况，更加是百思不得其解，纷纷将其视为政府惧怕人民的证据。至于中国政府想要保证一切游行活动百分之一百按照计划完美进行而控制附近群众活动的做法，更被当成是死要面子，粉饰太平。 出于同样的理由，当中国的体操运动员在雅典奥运会上夺冠而雀跃欢庆时，西方的各大媒体对中国人这种鲜有的个性张扬做了大篇幅的报道，其重要程度远远超过中国运动员夺冠这一事实的本身，似乎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中国人的新的一面。六十周年国庆，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北京，关注中国以何种姿态呈现于世人面前。外国媒体从国庆的游行活动中，认识了一个既新又旧的中国。

日前台湾由于高雄电影节决定播放热比娅的纪录片而闹得不可开交时，半个月以来又因为独派团体邀请热比娅访台一事闹得沸沸扬扬。这明显是独派团体想重蹈风灾后邀请达赖访台之辙，给马英九出难题，希望通过当局对事情处理不当而捞取政治资本。正当台湾和大陆各界人士都对马英九是否会放行热比娅访台而拭目以待时，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下午，主管内政的江宜桦终于在回答质询时给出了明确的否定答案，理由是要“防范危害台湾利益与安全”并不希望未来“蒙上恐怖主义的阴影”。有人也许回说，这些理由对于达赖访台也可能完全适用，那为什么放行达赖而拒绝热比娅呢？其实两者之间虽有相似之处，但此一时彼一时也。时局的变化和政治考量决定了热比娅访台要比达赖访台的难度要大的多。 首先，上次台北放行达赖访台，主要是因为其正面临着对风灾后救灾不力的巨大批评压力，如果不批准达赖来台，那么当局的停损点便可能会不断往后推延，那么造成的政治损失便会更大。当然，这么一来，马英九也会冒着激怒大陆的可能，而使得两岸关系遭遇挫折。然而大陆也不是完全不清楚其中的奥妙，所以马英九是寄希望于北京的谅解上，而对达赖放行。最起码事后还有理由去跟大陆解释，让两岸关系不至于严重倒退。然而这次不一样。此次没有灾后消极民意的压力，所以也就没有跟北京搪塞的理由。如果这次在没有巨大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对热比娅放行的话，北京便很容易会认定是马英九的个人信念所为，那么两岸当前缓和关系的前提基础便烟消云散，要北京继续配合推动台湾往后的国际参与便莫过于与虎谋皮。 其次，虽然达赖之行得到了放行，然而与以前所有的访问不同，不但这次达赖的活动规模不断减小，而且其所到之处，抗议的声音形影相随。结果连邀请他来的民进党的很多人士都对之退避三舍，试图让民众认为并非民进党的主动邀请。这一事态的发展让当局认识到台湾民众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民进党的政治操作所蒙骗的，所以在这次拒绝热比娅访台上就少了这一层的担心。况且，这次很多民众担心如果台湾同意热比娅访台会遭到大陆的经济报复。高雄观光业的损失已经使业内人士叫苦连天，而陈菊和民进党也成为了怨愤民意的对象。如果台湾经济因为马英九放行热比娅而受到损害，则民众批评的矛头便会转而指向台北当局，不但为陈菊和民进党舒困，而且会成了民进党的替罪羊。如此一来，正中了独派的请君入瓮之计。 再次，台湾批准达赖访台时，距离西藏动乱已经将近一年半，事件在人们，特别是大陆民众的记忆里已经开始逐渐淡化，所以反应相对的也会相对地温和一些。然而，就在前不久乌鲁木齐发生了严重的血腥骚乱，其惨烈程度比起拉萨的动乱还不知强出多少倍。特别是当前新疆的局势仍然还没稳定下来，针刺事件又频频发生，让市民惶恐不安。这个时候让北京认为是挑动事件的头子的热比娅访台，无疑是在大陆，尤其是北京的伤口上撒一把盐。这种被认为是落井下石的做法，会对两岸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脆弱的互信产生致命性的打击。这一点，台北也是不得不有所顾虑的。 最重要的是，达赖访台有前车可鉴，所以如果马英九不批准便会面临着没有象其前任那样的决断力的指控。相反，热比娅从来没有访问过台湾，如果从马英九这里开了头，以后国民党当局便没有理由拒绝往后的访问。这样很容易被北京认为是马英九有意让台独，藏独和疆独这三独合流，那么马英九上台以来两岸之间的各项进展都会前功尽弃，更加无从说推进下一步的合作。两岸关系就会面临严重倒退，甚至急剧冷却，国民党当局通过改善两岸关系来发展台湾经济的承诺便成了海市蜃楼，民意的流失就会让国民党的统治岌岌可危。 认识到这一点，独派人士便可以在这一事情上对马英九予取予求，对于国民党来说无疑是作茧自缚。 简而言之，台湾当前的政治环境和国民党的政治考量促使其作出了拒绝热比娅访台的决定。

在上周五美国政府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的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以后，中国政府随即在上周日宣布对美国部分进口汽车产品和肉鸡产品启动反倾销和反补贴的立案审查程序。中国的这一次行动坚决而迅速，与以往只是在口头上进行抗议的做法大相径庭，以至于«纽约时报»当天的报道称之为“出人意料”(unexpectedly)。中国的这一做法，不但反映了其日益增强的实力而带来的信心，而且表明了中国希望通过此举来防止其他国家和地区效仿美国而对中国提出类似措施。 长久以来，美国国内政治形成了一个不良的传统：一旦有必要，政客们便毫不犹豫地敲打中国以争取选民的支持。纵观美国近年来的政治生态，人们便可以发现，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一旦大选来临而竞选人需要提升自己的支持率时，拿中国开刀似乎成了追求胜选的不二法门。这是因为他们既可以轻易赚取提高支持率的利益，又不用为其言行付出分毫。人们称之为“就手果实”(low hanging fruits)。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国内长久以来反华情绪，使得美国政客们纷纷借敲打中国来宣扬自己爱国和为美国人民的利益而战，一时间把整个政治气氛变成似乎不批评攻击中国便不爱国，便不值得美国人民的信赖。换句话说，是否敲打中国似乎成为是否爱美国的试纸(litmus test),以至于当年只有以反华急先锋形象出现的尼克松才敢于前往中国访问而不怕被贴上暗通共党的标签。 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一直以来以大局为重而委曲求全，避免对此类言行作出实质性反应，静待选举尘埃落定以后，期望新一届美国政府在执政后以务实的姿态和中国打交道，放弃选举期间的过激性选举语言，回到正常的交往轨道上来。所以我们便经常看到这样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美国大选过后，如果不是原届政府连任，中美关系有时要经过一个长达一两年的磨合期才能够恢复正常，直到务实主义再次主导美国对华政策。克林顿初次当选时便威胁要将最惠国待遇和中国的人权状况挂钩，但由于中国的坚决反对而无疾而终。小布什刚上任时也明确宣称要坚决武力保卫台湾，但后来其政府却对陈水扁的独立诉求当头喝棒，明确说出“台湾不是国家”的立场。 最近这次美国大选却出奇的和往常不一样，基本上很少人拿中国说事。奥巴马也只是在经济方面顺便地提到了中国。而且上任后，其政府对华政策的延续性很大，与上届政府的政策无根本不同，只不过在局部上进行微调，而且都是朝更加重视中国和倾向与中国合作的方向发展，提出美中两国和衷共济的基调。所以说，奥巴马政府这次对中国轮胎采取的特殊保障措施，并不是一种对华政策根本改变的体现，而更多的是为了应付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斗争需要的政治性操作。 奥巴马的当选，美国各个势力强大的工会的支持可谓功不可没。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一直以来要求政府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因为他们认为中国采取不公平的手段抢走了美国钢铁工人的就业机会。其中一项指控便是中国政府操纵汇率以利出口，只是布什政府数次顶住这种压力而未就范。奥巴马政府还没有上任时便放出风声要对中国的汇率政策提出强硬措施，在遭到中国强有力的回击后才从原立场上后退。当时奥巴马刚刚上任，仍然享有非常高的支持率，所以其回旋余地也更大。最近，奥巴马在推行他的医疗保险改革时遇到重重困难，其支持率也不断回落，急需加大各方支持。此时出台这一保护主义政策，虽然还没有到穷途智短之地，但也颇有慌不择路之嫌。于是乎便把此前从未启用过的美国贸易法的第421条款也搬将出来，从今年的9月26日开始，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的轮胎征收为期3年的惩罚性关税：第一年税率为35％，第二年为30％，而第三年为25％。此特殊保障措施所依赖的421贸易条款允许美国业界在中国商品大量涌入美国时寻求政府的保护，与一般正常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贸易纠纷相比，此条款要求的举证责任还要低。 今年头七个月，中国对美出口轮胎数额为十三亿美元，而中国宣布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美国部分进口汽车产品和肉鸡产品数额分别达到八亿和三亿七千六百万美元，总共十一亿七千六百万美元，规模与中国输美轮胎相仿。因此，中美双方受影响的贸易额是半斤八两。美国的惩罚性关税基本上对中国轮胎出口美国的前景宣判了重刑，而如果中国认真履行对美报复的话，美国业界也要承担类似后果，可能导致双方都有成千上万的失业，结果是两败俱伤，经济复苏的前景更加不容乐观。如果这一结果有什么可取之处(silver lining)的话，那就是迫使美国政府以及各界认识到，中美关系一荣具荣，一损具损，以后不能再随意对中国进行敲打。 总而言之，中国再也不能象以前一样，是人人伸手可得的“就手果实”。如此一来，美国才能真正把中国当成合作伙伴，而不只是在便宜的时候拿出来应景的口头宣示。美国一直以来要求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美国不应该只把它当成对别国的宣传口号，而应该带头遵行。拒绝贸易保护主义便是当前最负责任的做法，对全球经济的复苏至关重要。对于美国的制裁，中国的对策应当遵行有理，有利，有节之原则。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占据道德高度，理直气壮；中美虽然要以大局为重，但一味的退让只会招致美国甚至其他国家的欺凌，故一时之损，与长远利益相比，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当然，如果双方能够协商解决问题是最好不过。在认识到奥巴马政府此举并非意味着对华政策的转变后，反制的措施便需要就事论事，不可无限扩大，伤筋动骨。就目前已经提出的反制措施来说，在金额和影响程度上都与美国的措施旗鼓相当，恰到好处。接下来中国政府最需要做的，便是坚守立场，说到做到，否则别国会认为中国只是色厉内荏， 外强中干，软弱可欺，接连掀起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到时候于中国经济不利，于世界经济更加不利。所以，中国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决反击贸易保护主义。

自从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了“七五骚乱”以来，乌市的局势便一直动荡不安，风声鹤唳。骚乱让汉维两族之间的信任变得越来越稀薄，汉族民众不但尽量避免到维族的聚居区，即便在非维族聚居区也越来越感到不安全。最近发生针对汉人的针扎事件，更让汉族民众觉得连基本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愤而喊出要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下台的口号。近日又传出美国旧金山的一批华人发起全球华人网上签名要求王乐泉下台的消息。此两者一内一外，皆提出同样的诉求，然而其理由却不尽同，甚至截然相反。由此反映出中国当前的民族政策两头不讨好的困境。 旧金山网上签名活动的发起人相信，王乐泉“非常轻易地使用暴力，唯有相信暴力解决问题，杀人对他来讲司空见惯。这种暴力会造成很大的恶果，社会的仇恨会更加剧。所以汉族人要求王乐泉下台，这是他们大梦初醒。他们的口号不是消灭热比娅，而是王乐泉下台，他们知道祸根就出在王乐泉身上。”滥用暴力会导致社会仇恨的加剧，这在历史和现实中经常被验证。然而，用这一观点作为乌市汉人诉求的出发点，似乎与到目前为止的各种报道不相符。相反，多数乌市汉人之所以要求王乐泉下台，是因为他们认为自治区政府在处理“七五骚乱”以及针扎党事件上太过于优柔寡断，才使得匪徒日益猖獗，社会动荡。换句话来说，他们希望一个更有决断力的领导来阻止当前混乱趋势的继续与蔓延，让社会生活与生产秩序恢复平静。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网民甚至提出需要象王震一样的铁腕人物才能维持新疆的局势。 由此可见，当前的民族政策的确是让汉人和维人都有不满的情绪。对于维人来说，有人觉得当前的民族自治政策是口惠而实不至，没有真正的当家做主，有一种“希望落空的失落感”；对于汉人来说，有人觉得各种民族优惠政策让他们成为“二等公民”，有一种“期望落差的挫折感”。维人的失落感随着与汉人生活水平对比的扩大而增强，而汉人的挫折感则随着治安的恶化而爆发。本来一些很平常的社会矛盾都会上升到民族矛盾的高度，变得极具煽动性，犹如荒原久旱，星火即燃。 一旦矛盾爆发，中央和地区政府政策的基本立场是避免社会矛盾上升为民族矛盾。一般说来，要避免上升为民族矛盾，主要是要安抚少数民族的情绪。所以动乱一开始的时候，当局都会尽量避免采取被少数民族视为过激的措施。然而，有时这种克制被视为是软弱，而引发更大的骚乱，于是受害者便把当局的克制判断为优柔寡断，渎职无能。于是受害民众便放弃对政府的期望而组织自救，采取与骚乱分子针锋相对的措施。这样以来，当局苦苦追求避免的局面便出现了：社会矛盾上升到了民族矛盾，而且矛盾的双方都将过失归罪于政府的政策。这下子当局在外界看来还真象猪八戒照镜子 —— 里外都不是人。矛盾各方在呼吁王乐泉下台这一点上出奇的一致，就是这种矛盾交集的具体体现。当然，即使王乐泉真的下了台，新疆的局势并不见得就会变得更加稳定。重要的并不是哪一个具体的官员来新疆主政，而是如何让政府的民族政策使得社会各方都基本满意，这才是维持新疆以及整个中国和谐稳定的基本出路。